《731》為什么沒能在7.31上映？

這個暑期檔，一部沒有上映的電影，成為了萬眾矚目的焦點。

《731》。

截止到8月1日，在貓眼超過358萬觀眾標記了“想看”，淘票票上同樣也有197萬名觀眾“想看”，一舉打破售票平臺過往想看數(shù)的歷史紀錄。這些數(shù)據(jù)，讓它毫無懸念地登頂了期待榜的榜首，預示著它可能成為一部現(xiàn)象級的作品。

此前，片方曾宣布，將于7月31日“全球預映”(這是片方留的一個后手，以免無法全面上映，但即便是預映這個說法也會讓觀眾期待)。很多觀眾，看到片名“731”也下意識地認為，會在7.31應期上映。但，7月31日來臨后，最終沒能如期推出

其實，需要厘清一個基礎事實——《731》這個片名的數(shù)字，并非指代一個具體日期。它是一個番號，浸透了鮮血與罪惡的代號，指向的是一支在人類歷史上留下最黑暗印記的部隊——侵華日軍“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本部”，即“滿洲第731部隊”。這支由陸軍軍醫(yī)中將石井四郎所統(tǒng)領的部隊，在中國東北建立了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的細菌戰(zhàn)研究與實驗基地，犯下了罄竹難書的反人類罪行。

因此，《731》片名的沉重含義，與“7月31日”這個日期并無本質關聯(lián)。公眾對“7.31上映”的強烈期待，源于片方此前的宣布“預映”以及對片名數(shù)字符號的直觀聯(lián)想。

事實上，真正需要探究的問題是，它為什么最終未能如期“預映”?

以及，關于“731”，我們知道些什么?

-“消失”的電影-

關于《731》撤檔的原因，網絡上流傳著多種說法，真假難辨。「文娛春秋」逐一審視，探尋其背后更接近真實的可能性。

傳聞一：因內容尺度問題遭舉報?

這是流傳最廣的一種說法，聲稱一些家長擔憂影片中過于血腥和殘忍的畫面會對未成年人造成心理創(chuàng)傷，因此發(fā)起了舉報、抵制，最終導致影片下架。

這個理由表面上看起來合乎情理。731部隊的暴行，即便是通過文字來敘述，也足以令人不寒而栗，將其影像化所帶來的視覺和心理沖擊力不難想象。但是，這種說法的致命缺陷在于——它自始至終都停留在傳聞階段，沒有任何實質性證據(jù)可以支撐。

我們既沒有看到任何官方機構就此發(fā)布的通告，也找不到任何能夠證實自身參與了舉報的家長或團體。這種說法的源頭，大多指向一些自媒體賬號的揣測與演繹。它們抓住了“保護未成年人”這一極易引發(fā)社會共鳴的話題，為一部備受關注的電影的“消失”提供了一個簡單、直接卻又極具煽動性的解釋。

在信息碎片化的時代，這樣的敘事無疑最容易傳播，但也最經不起推敲。

傳聞二：觸碰紅線未過審?

相比之下，第二種說法似乎更具深度。

有部分自稱看過影片試映的觀眾在網絡上透露，影片的核心敘事，聚焦于一位日本731部隊的實驗人員，在目睹了種種非人道的罪行之后，內心發(fā)生轉變，最終“良心發(fā)現(xiàn)”，轉而開始拯救被用作實驗材料的中國人。

如果這一情節(jié)屬實，那么影片未能通過審查，便有了更深層次的原因。

將一場由軍國主義驅動的、系統(tǒng)性的、帶有明確種族滅絕性質的反人類罪行，轉變?yōu)橐粋€良心發(fā)現(xiàn)的個人救贖故事，這本身就存在巨大風險。731部隊的建立和運作，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國策的直接產物，其成員是在國家意志的驅動下，系統(tǒng)性地參與了這場屠殺。這并非個別人的偶然失足，而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有組織的犯罪集團。

將這樣一段沉重、復雜的歷史，用一個“壞人變好人”的戲劇化情節(jié)來概括，不僅會模糊罪惡的根源，消解其體制性的邪惡，甚至會在客觀上為加害者提供開脫的借口。有消息稱，正是基于此，影片被認為“整體充斥著歷史虛無主義”，因此未予通過。

盡管這一說法同樣未經官方證實，但從邏輯和原則上看，它比“家長舉報”的說法更觸及問題的核心。如何講述這段歷史，如何在藝術創(chuàng)作的自由與歷史真實的嚴肅性之間取得平衡，是一道容錯率極低的考題。

不過，“未過審查”這一說法，仍然沒有任何證據(jù)。從其社交媒體賬號仍然活躍來看，應該是沒有出重大問題的。

傳聞三：影片自身質量不過關?

除了審查因素，我們也不能忽視電影作為一種商業(yè)產品的自身屬性。將目光投向影片的導演趙林山，其過往的作品履歷，確實難以給予觀眾足夠的信心。他執(zhí)導的《銅雀臺》(2012年)和《我的前任是極品》(2014年)，在豆瓣電影平臺上的評分分別為5.3和5.5.均未達到及格線。

這自然引出了一個合理的懷疑：電影《731》的最終撤檔，是否并非完全源于外部因素，而是其自身的藝術質量和敘事水平未能達到公映標準，片方在權衡之后，選擇了主動撤檔，以“擇日再映”作為體面的臺階?

這同樣是一種猜測。但它提供了一個不那么戲劇化，卻更符合產業(yè)邏輯的可能性。畢竟，一部電影最終的命運，除了題材的敏感度和審查的尺度，最終還是要回歸到其自身的品質。

-銀幕內外的731-

在《731》的命運懸而未決之時，我們不妨將視野放寬，回顧一下在它之前，有哪些文藝作品曾經勇敢地觸碰過這段不容忘卻的歷史。事實上，關于731部隊的影像和文字記錄，早已存在，并且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以各自的方式，向世人揭示著那段黑暗的過去。

早在1988年，導演牟敦芾就拍攝了電影《黑太陽731》。這部影片以一種近乎紀實的手法，毫無保留地直面731部隊的種種暴行。影片中，凍傷實驗、活體解剖、毒氣實驗、母愛實驗等慘絕人寰的場景，都以一種令人極度生理不適的視覺語言被呈現(xiàn)出來。

《黑太陽731》也因此成為香港電影史上第一部被評定為三級的影片，其尺度之大，至今仍讓許多觀眾心有余悸。所以，該片的上映，在當時引發(fā)了巨大的社會爭議。

有人稱贊其直面歷史的勇氣，認為它以最直接的方式揭露了日軍的殘暴;也有人批評其過度渲染血腥與暴力，有消費苦難、販賣奇觀之嫌。但無論爭議如何，這部電影都將731部隊的罪惡，深深地烙印在了一代人的集體記憶之中。

此后，香港又陸續(xù)推出了《黑太陽731續(xù)集之殺人工廠》(1992年)和《黑太陽731完結篇之死亡列車》(1994年)，試圖延續(xù)這一題材，但其影響力都遠未能超越開山之作。

1995年，由臺灣華視電視臺制作的大型歷史紀錄片《一寸山河一寸血》，在其第三十集《死亡工廠731》中，以詳盡的史料和訪談，對這支惡魔部隊的來龍去脈和滔天罪行進行了系統(tǒng)性的梳理與批判。這部紀錄片的制作人大名鼎鼎，是蔣緯國。

除了港臺地區(qū)，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影視作品也曾涉足這一領域。1991年的韓國電視劇《黎明的眼睛》，在描繪二戰(zhàn)時期東亞人民苦難的宏大敘事中，也用部分篇幅觸及了731部隊的罪行。

近年來，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日本國內媒體對此題材的突破。

2017年8月13日，日本廣播協(xié)會(NHK)播出了一部名為《731部隊的真相——精英醫(yī)者與人體實驗》的紀錄片，在日本社會乃至國際上都引起了震動。這部紀錄片的核心證據(jù)，是長達20多個小時的審判錄音檔案——這是1949年蘇聯(lián)在遠東城市哈巴羅夫斯克(伯力)對12名日本關東軍戰(zhàn)犯進行的審判記錄。

在錄音中，包括731部隊核心成員在內的戰(zhàn)犯們，親口供述了開發(fā)細菌武器、利用活人進行慘無人道實驗的罪行。他們承認，曾以“死囚”的名義，將活生生的中國人、蘇聯(lián)人作為“實驗材料”，在日本頂尖醫(yī)學精英的指導下，犯下了反人類的滔天大罪。

NHK作為日本最具影響力的公共媒體，能夠制作并播出這樣一部直面歷史罪責的紀錄片，其意義不言而喻。它不僅是對日本右翼勢力長期以來否認、美化侵略歷史的有力回擊，也標志著日本社會內部，開始有越來越多有良知的人士，愿意正視那段不光彩的過去。

在文字出版領域，關于731部隊的作品也不少。日本作家森村誠一于1981年出版的紀實文學《惡魔的飽食》，是這一領域繞不開的作品。該書是第一部系統(tǒng)性、大范圍揭露731部隊內幕的出版物，在日本社會引起了爆炸性的反響。書中通過對原部隊成員的采訪，以及對相關資料的梳理，描繪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食人”帝國。

然而，這部作品也因其部分內容缺乏嚴謹?shù)氖穼嵖甲C而備受爭議。例如，書中關于用大型離心機榨干人體血液、用針管吸取體液制造木乃伊、在真空室使人內臟爆出等情節(jié)，被許多歷史學家和科學家指出不符合科學常識。有評論甚至指責，森村誠一為了增強作品的沖擊力，而進行了文學上的編造和對美國解密文件的歪曲。

盡管如此，該書在打破沉默、將731部隊問題推向公眾視野方面的“功績”，是不可否認的。1983年，該書再版時，出版方刪除了大部分被證實為不可靠的內容。

相較于《惡魔的飽食》的爭議性，日本記者青木富貴子所著的《731：石井四郎及細菌戰(zhàn)部隊揭秘》則以其扎實的調查和嚴謹?shù)目甲C而備受贊譽。作者獨辟蹊徑，以戰(zhàn)后發(fā)現(xiàn)的731部隊創(chuàng)始人石井四郎的兩本親筆日記為切入點，通過對美日兩國大量當事人、研究者的采訪，以及對美國新近解密的檔案資料的深入挖掘，為我們揭示了731部隊罪行在戰(zhàn)后被掩蓋的驚人內幕。

書中詳盡地披露了以麥克阿瑟為首的盟軍總司令部，如何出于獲取731部隊人體實驗數(shù)據(jù)和細菌戰(zhàn)資料的政治和軍事目的，與石井四郎等戰(zhàn)犯進行秘密交易，最終赦免了他們的戰(zhàn)爭罪行，讓他們得以逃脫正義的審判，甚至在戰(zhàn)后日本社會繼續(xù)身居高位。這本書，為我們理解這段歷史為何被長期塵封，提供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視角。

-惡魔的“科研”-

731部隊的頭頭，是日本陸軍軍醫(yī)中將石井四郎。此人1920年畢業(yè)于京都帝國大學醫(yī)學部，是一個野心勃勃、手腕強硬的“科學怪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當國際社會在《日內瓦議定書》中明確禁止使用化學和生物武器時，石井四郎卻逆流而動，他認為，一種武器越是被禁止，就越證明其擁有巨大的潛在威力，因此更應該大力發(fā)展。

在他的極力鼓吹和四處游說下，1932年，日本陸軍軍醫(yī)學校內成立了“防疫研究室”，這便是731部隊的濫觴。次年，石井便迫不及待地來到中國東北，在哈爾濱東南的背蔭河地區(qū)建立了一個更為隱秘的實驗所，對外號稱“東鄉(xiāng)部隊”，開始了小規(guī)模的細菌實驗，而人體實驗從那時便已開始。

石井四郎是一個極具煽動性的演說家和宣傳家。他四處游說軍部高層，宣稱“最強的國家都在準備細菌戰(zhàn)，日本如果不做這樣的準備，在未來戰(zhàn)爭中將遭遇到嚴重的困難”。他還利用自己發(fā)明的“石井式濾水機”在軍隊中建立聲望，以“防疫給水”為幌子，作為其罪惡研究的絕佳掩護。

據(jù)NHK統(tǒng)計，當時日本全國各地有10所高校，至少30名醫(yī)學專家被派往731部隊，其中包括京都帝國大學的田部井和(傷寒研究)、岡本耕造(解剖學)、吉村壽人(凍傷研究)和東京帝國大學的多名學者。這些所謂的“精英醫(yī)者”的加入，為731部隊的罪惡研究提供了“科學”和“人才”上的支持。

此外，石井還利用其地緣和血緣關系，從自己的家鄉(xiāng)千葉縣加茂村，招募了上百名村民，從技術人員到勤雜工，形成了一個盤根錯節(jié)的“加茂部隊”。在這些精英與鄉(xiāng)黨共同構建的組織下，一個以活人為“實驗材料”的“黑暗帝國”，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拔地而起。

731部隊的總部設在哈爾濱以南24公里的平房區(qū)，占地面積達6.1平方公里，擁有超過80棟各式建筑。其核心是一個巨大的“口”字形鋼筋混凝土建筑群，內部人員稱之為“口號樓”或“四方樓”。這座建筑戒備森嚴，四周不僅有高墻、深溝和通電的鐵絲網，還有憲兵隊常年駐守，對外宣稱是“關東軍司令官許可之外，任何人禁止入內”的特別軍事區(qū)。

“口號樓”的中央，是兩棟被稱為7號樓和8號樓的特設監(jiān)獄，這里是關押被他們侮辱性地稱為“馬路大”(Maruta，日語“試驗品”的諧音)的活人實驗對象的地方。這些“馬路大”大多是中國抗日志士、平民，以及蘇聯(lián)、朝鮮等國的人員，他們被以“特別輸送”的名義，由日本憲兵隊秘密押解至此。

731部隊所進行的所謂“實驗”，其殘忍和血腥的程度，已經遠遠超出了人類所能想象的范疇。

“凍傷實驗”，是731部隊最為人所知的罪行之一。為了研究寒冷地區(qū)的作戰(zhàn)防護，吉村壽人帶領的研究班，強迫“馬路大”將裸露的四肢長時間置于零下30多度的極寒環(huán)境中，并不斷往上澆淋冰水，人為地制造嚴重的凍傷。他們會詳細記錄皮膚、肌肉、骨骼壞死的過程。據(jù)伯力審判的證詞，有目擊者看到監(jiān)獄里3名中國人的手指已完全變黑脫落，另外兩人的手指也只剩下白骨。實驗“完成”后，壞死的組織會被強行撕下，受害者的四肢往往只剩下森森白骨。

另一個，是“毒氣實驗”。在一個完全透明的密閉玻璃房間里，實驗人員會將不同年齡的“馬路大”(包括成人和兒童)與鳥類等動物一同關入，然后釋放不同種類和濃度的毒氣，如芥子氣、光氣、氰化氫等，通過觀察窗和攝像機記錄他們中毒后的反應，直至痛苦地死去。原731部隊成員越定男，曾在其書《太陽旗下的血淚》詳細描繪了這一慘狀：受害者在毒氣中劇烈掙扎，口吐白沫，七竅流血，最終在極度痛苦中窒息而亡。

當然，也包括“細菌武器活體實驗”——將數(shù)十名“馬路大”綁在呈同心圓排列的十字木樁上，然后從空中投擲或在地面引爆裝有鼠疫、炭疽、鼻疽等細菌的陶瓷炸彈。受害者會被炸彈的碎片所傷，全身感染致命細菌，皮膚和肌肉會逐漸腐爛、壞死、脫落，最終在難以想象的痛苦中死去。伯力審判的證詞中，有衛(wèi)生兵供述，有時他們會直接在“犯人”頭頂引爆炸彈，讓菌液直接灑滿全身，以觀察最直接的感染效果。

除此之外，731部隊還進行了難以盡述的各種滅絕人性的實驗，包括人與馬血互換、將人活活倒吊直至死亡、在真空環(huán)境中觀察人體變化、以及所謂測試母性極限的“母愛實驗”等等。在這些所謂的“實驗”中，人的尊嚴被踐踏得粉碎，生命被視同草芥，科學被徹底扭曲為服務于屠殺的工具。

1940年，在石井四郎的率領下，一支特別遠征隊前往中國華中地區(qū)，在浙江寧波一帶從空中投撒了帶有鼠疫菌的跳蚤，直接導致當?shù)乇l(fā)了嚴重的鼠疫疫情，造成大量平民死亡。

據(jù)日軍內部資料《感染鼠疫跳蚤之效果略算法》記載，僅此次在寧波的攻擊，就投放了2公斤的鼠疫跳蚤，導致104人直接感染死亡，后續(xù)流行造成1450人死亡。1941年，他們在湖南常德再次實施了同樣的罪行，投放了1公斤的鼠疫跳蚤，導致310人直接死亡，后續(xù)流行造成2500人死亡。1942年，在浙贛戰(zhàn)役中，日軍在撤退時，故意在水源和食物中投放了副傷寒和炭疽菌，給中國軍民造成了巨大的傷亡。

1945年8月，蘇聯(lián)對日宣戰(zhàn)，關東軍兵敗如山倒。731部隊接到了來自參謀本部的緊急命令——銷毀一切證據(jù)。他們炸毀了大部分建筑，用毒氣和機槍殺害了所有在押的“馬路大”，焚燒了堆積如山的文件資料，然后倉皇逃回日本。

然而，讓人憤恨的是，這些罪大惡極的戰(zhàn)犯，并沒有在戰(zhàn)后受到應有的懲罰。

美國出于在冷戰(zhàn)中對抗蘇聯(lián)的戰(zhàn)略需要，以及對731部隊用無數(shù)生命換來的細菌戰(zhàn)研究成果的覬覦，與石井四郎等人達成了一筆骯臟的秘密交易——美國以不起訴他們的戰(zhàn)爭罪為條件，換取了731部隊所有的人體實驗數(shù)據(jù)和資料。

就這樣，石井四郎等人，這些雙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順利逃脫了東京審判。石井四郎活到了1959年，死的時候67歲。

而其部隊里許多“骨干”，在戰(zhàn)后搖身一變，甚至成為了日本醫(yī)學界、制藥界的權威和領袖。例如，731部隊的第二任部長北野政次，后來成為了日本最大的制藥公司之一“綠十字”的領導者。負責凍傷實驗的吉村壽人，成為了京都府立醫(yī)科大學的校長。而主導派遣大量醫(yī)學精英參與731部隊的京都大學醫(yī)學部長戶田正三，后來轉任金澤大學校長。

731部隊的罪惡，是刻在人類歷史肌體上一道無法愈合的傷疤。它如同納粹德國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一樣臭名昭著(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關于后者的影視作品很多，好萊塢拍了不少，像史蒂文·斯皮爾伯格拍攝的奧斯卡獲獎影片《辛德勒名單》，就是其中的經典。

所以，關于731.也應該多拍，多向世人呈現(xiàn)其中的罪惡。

之所以要一次又一次地揭開傷疤，是為了讓世人永遠銘記這段歷史，警惕任何形式的軍國主義和極端思想的復活，讓類似的罪惡，永永遠遠不再重演。

參考書目：

《731：石井四郎及細菌戰(zhàn)部隊揭秘》([日]青木富貴子)

《侵華日軍731部隊細菌戰(zhàn)資料選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譯室)